胜利气氛不是性骚扰的理由：从西班牙女足球员被强吻到二战“胜利之吻”｜界面新闻 · 文化

2023年女子足球世界杯日前闭幕，西班牙女子足球队以1-0的成绩战胜英国队首次夺冠。在8月20日的颁奖仪式上，西班牙皇家足球协会主席（Royal Spanish Football Federation）路易斯·鲁维亚莱斯（Luis Rubiales）亲吻了西班牙女足队员詹妮·埃尔莫索（Jenni Hermoso）。鲁维亚莱斯的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批评。次日，西班牙《国家报》（El País）体育版负责人娜迪娅·特隆科尼（Nadia Tronchoni）表示：“这是侵犯，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对个人领域的侵占。”

被强吻后，球员埃尔莫索在8月20日的赛后直播中表示自己不喜欢这样的举动。她的队友在看到亲吻视频后也表现出了厌恶，“但是我能怎么办？”她回应道。鲁维亚莱斯否认这是一种“侵犯”。他在8月21日一则视频中做出公开回应，将其解释为“在胜利的气氛感染下做出的自发性的动作”，他甚至未提及埃尔莫索的名字，也没有明确表示歉意，而是以“一位关系很好的人”一言带过。在8月21日由西班牙足协交给法新社的评论中，埃尔莫索改口表示，“那是表达爱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完全自发的互动动作，因为我们都沉浸在赢得世界杯的巨大欢乐之中。”

对于“胜利之吻”的说法，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二战胜利之时，就有一张著名的时代广场庆祝场面中的拥吻照片被命名为“胜利之吻”，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直至今日，每逢二战胜利纪念日，仍有很多情侣模仿同样的姿势拍照庆祝和致敬。

这张照片的诞生背景已广为人知。1945年8月14日凌晨，日本向美国递交投降书，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了这一消息，并将这一天设立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J Day）。照片的男主角乔治·门多萨（George Mendonsa）是一位海员，他说自己听到这一消息时“喝了点酒，太高兴了，正好看到旁边有一位穿白色制服的护士，所以亲吻了她”。

所以，两个人并不相识。在2005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退伍军人历史项目采访中，照片女人公葛丽泰·齐默·弗里德曼（Greta Zimmer Friedman）也明确表示，“这个吻是未经同意的。”拍下这张照片的摄影师阿尔佛雷德·艾森斯塔德（Alfred Eisenstaedt）在1983年的BBC纪录片《摄影大师》（Master Photographers）中讲述了照片背后的故事：“我发现有个男人抓住他遇见的每一个女人并且亲了她们，然后我看到他抓住一个身着白色衣服的女人，亲了四五秒，所以我拍了四张不同角度的照片，这是其中角度最好的一张。”

这张照片被刊登在1945年的《生活》（Life）杂志上，作为“全国各地的战士之吻”（The Men of War Kiss From Coast to Coast）系列照片之一。这说明了时代广场上的弗里德曼被强吻不仅是一次偶发行为，而是某种获得默认的集体性仪式。在这场欢庆仪式中，被强吻的女性们都是谁呢？她们经历了什么？

当时与弗里德曼同在时代广场的，还有格洛丽亚·布拉德（Gloria Bullard）。她在2010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那天就像大学的兄弟会派对，我至少被亲了十几次，在被拽过去亲吻的过程中袖扣丢了，袖子也被扯坏了。”美国国家档案馆记录下了当时的影像，在时代广场，至少有十几名水手抓着女人亲吻，在拉扯的过程中，一些女性的衣物被撕破了。有女性在事后解释自己为何没有反抗，“因为不这样做，就代表你不爱国。”

时隔多年，这张被奉为经典的照片面对的是公众又一次的审视与思考——这个欢庆之吻，是一种性骚扰行为。

直到“胜利之吻”照片拍摄三十年后的1975年，康奈尔大学三位女性主义法学家才提出了“性骚扰”一词。同年《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使用“性骚扰”一词时，曾引发部分公众不满，其中也不乏一些女性，“这不就是男人正常的调情吗？”的观念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提出强奸文化、家庭暴力等概念，才使得公众对性别暴力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开始于2017年的反性骚扰运动进一步推广了性骚扰的概念，提升了反性骚扰的社会共识。

正如我们所见，纵然各领域的反性骚扰运动轰轰烈烈席卷全球，已开展了6年之久，性骚扰行为仍在一次次上演。鲁维亚莱斯强行亲问女足队员埃尔莫索就是一例。

体育领域顽固的权力结构本身便是滋生性骚扰行为的温床。在体育界，团队取胜往往与教练的战术指导高度相关，尤其在集体运动中，个人的行动主张往往要让位于团体的共同目标，教练因而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瑞士体操运动员阿里埃拉·凯瑟琳（Ariella Kaeslin）曾在回忆录中讲述了前国家队教练埃里克·德迈（Eric Demay）是让运动员在每次训练前亲吻他的脸颊的过往。荷兰体操队和美国体操队都曾曝出体操运动员遭受虐待和性骚扰的丑闻，美国体操队的性侵丑闻和运动员的维权故事2020年被拍摄成纪录片《吹哨人》（Athlete A）。

此外，运动队的人员选拔、参赛资格以及晋升职业队等方方面面的资质审核和把控均受到所属机构的管理。在此次女足世界杯的性骚扰行为发生之前，因不满教练乔治·维尔达（Jorge Vilda）的执教水平和训练风格，西班牙女足国家队的队员们就曾向鲁维亚莱斯提出罢免维尔达的要求。队员们认为，维尔达不仅在战术指导上准备得不充分，训练氛围也“十分压抑”。但鲁维亚莱斯拒绝了她们的要求，并措辞强硬地回应道：“不允许队员质疑教练的任职资格。”